從 《勞動法》 到《勞動合同法》 發生了什么

我們今天回顧 《勞動法》 時，不能不提它的親密伙伴《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是2007年6月29日歷經四次草案審議稿后，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通過的。從1994年到2007年，中間跨越13年，這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是我國日益融入全球化進程的時代，也是勞工權益保障問題愈發突出的時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廉價勞動力作為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和主要手段，但隨著社會發展，這種做法已經逐漸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了，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這種經濟模式引發大量反傾銷案，以及對中國產品質量的質疑，這些問題的解決直接涉及勞工標準和勞工待遇問題。因此必須通過完善勞動合同制度來提高競爭力。

從國際上看， 中國《勞動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引起了全球關注，得到全球媒體、工會、非政府組織非常一致的支持。劉誠在談到這一問題時說： “之所以出現這種狀況，就在于中國 《勞動合同法》全球性的 ‘去規制’進程，啟動了勞動關系的 ‘再規制’ 進程。此前的2006年法國的《機會均等法》 中提出 ‘初次就業合同’條款，即允許雇主在雇傭兩年內有權解雇26歲以下雇員并無須作出解釋。目的是解除企業主招工時的種種顧慮，鼓勵企業多招工，增加社會就業率，但因遭到大規模抗議而流產。但是這僅僅限于拒絕放松規制，而沒有實現強化規制。中國的《勞動合同法》是過去30年來全球首部強化規制的法律，也是首部強化規制的勞動立法。”

從 《勞動法》到《勞動合同法》，還是一個從維護國企職工權益到保護農民工權益的轉變過程。

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周長征認為，我國制定《勞動法》的目的主要是為了適應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趨勢，確認并且推廣國有企業全員勞動合同制改革的成果，因此不可避免地帶有體制立法的特點。如果把《勞動法》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可以發現它為勞動者提供了一個堪稱完美的權利體系，囊括了就業權利、社會保險權利、勞動合同權利、參與工會與集體協商的權利、工資保障權利、休息休假權利、民主管理權利以及提請勞動爭議處理的權利，幾乎全盤復制了當時國有企業勞動關系的調整機制。這是為了消除國企職工對勞動合同制的擔心和顧慮而設的。然而，在我國的城鄉二元社會體制下，這種“全能型”的勞動者只可能是體制內的勞動者，這樣的企業勞動關系模式對農民工而言卻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他們很難進入到這個體系當中，成為《勞動法》語境中的“勞動者”。直到2007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才開始為 “勞動者”增添了很多農民工的特征。比如：簽訂書面勞動合同、合同期限長期化、禁止拖欠克扣工資、建立社會保險轉移接續制度等，幾乎都是為農民工 “量身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