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政府的“交情”

1839年，雷履泰70歲大壽，眾票商齊聚平遙賀壽，聯合送上一塊金字大匾，上書“拔乎其萃”四字。當時的票號正處在花開多枝之際，雷履泰去世于十年之后，他沒有看到極盛的景象。

票號最初的功能，是為旅外的晉商解決銀兩搬運的難題，屬于民間金融服務，而它最終能夠控制全國金融業，卻是因為獲得了中央政府的種種特權，而這些特權又成了晉商最終衰落的原因。

第一個特權是獲得京餉及協餉的匯兌權。

京餉是地方上繳中央的財稅，協餉是各省之間的官銀往來，這兩筆金融業務無疑是最大而最為豐厚的，自漢唐以來，官銀押解均由軍人執行，不容私人染指。1851年太平軍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斷絕，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撫選擇票號設法匯兌，這為晉商打開了一道獲得大利的口子，從此，票號進入快速發展期，在后來的十年中，山西票號從14家增加到28家，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轉為大額公款匯兌。這些存放在票號的公款都是不計利息的，因而為票商帶來巨額利潤。

晉商獲得的第二個特權是行業準入資質。

在票號出現的前六十余年間，設立票號不需向政府申請注冊。1884年（光緒十年），在晉商集團的多方游說之下，清廷出臺政策，規定票號在開業前須向當地的道臺衙門呈請批準，領取“部貼”（營業執照）。而這一“部貼”必須得到同業者的聯保，由戶部派人調查股東的籍貫、保證人的地位以及經營方針。由于此前的票號多由晉商開辦，所有很“自然”地形成了進入壁壘，票號產業漸成晉商專利。

這顯然是一項“魔鬼交易”。聰明的晉商通過與政府“結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幫的進入，同時也將產業的規則裁判權上繳，票號從此披上官商經濟的外袍。

清帝國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號的“黃金時代”。1900年，北京爆發“庚子國變”，慈禧太后攜光緒西逃至山西境內，祁縣喬家的大德通票號率先得到密報，設法將老佛爺一行迎入大德通留宿一夜，還獻上了三十萬兩白銀作為孝敬。慈禧大為感動，下令各省將京餉改解山西票號總號。后來，清廷與各國簽下《辛丑條約》，慈禧將規定的賠款本息共10億兩白銀交票號匯兌，各省每年把應交賠款解付給票號，再由票號匯給匯豐銀行。

喬家大德通票號

公款匯兌業務的開拓以及票號開辦的準入壟斷，讓晉商的勢力和財富得到幾何級的增長，各家票號都賺得盆滿缽滿。日升昌最興盛的時候，各地設31個分號，年營業額達2000萬兩，每股可分得年紅利1.7萬兩，按總股本60余股計算，年盈利超過百萬兩。

因為利潤均來自于官家，所有票號的經營日漸失去了創新的動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擲于公關和鉆營。史料記載，票號“在京師則交結內府，走動各部，在外省則應酬仕宦，出入衙門，借勢借財，能益自豐，措置裕如。”另據陳其田在《山西票莊考略》中描述，各大票號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侯家的蔚盛長與慶親王最為親密，李家的日升昌與倫貝子、振貝子、粵海關監督以及趙舒翹等走動頻繁，其余，大德通投靠端方，百川通交好張之洞，協同慶拉攏董福祥，如此等等，各顯神通。票號商人對官府的打點可謂無微不至，每到年關，從舊歷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兩三車的禮物，去打點相關官府的上上下下，從管事到老媽子，都有名單，按名奉送。

與向來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晉商一向以“儉為美”，可是自從票商發達之后，也“由儉入奢”，極盡奢靡之能事，一位在太谷任教的私塾老師記錄道：“此間生意奢華太甚，凡諸富商，名曰便飯，其實山珍海錯，巨鱉鮮魚。”《太谷縣志》中也記載，“風俗數十年而一變，而其遷移漸染，轉厚而為薄，轉儉而為奢。”

“極炫耀處，即衰落處”，這似乎是萬物輪回的公理，票商之沒落也因它們的既得利益過大，與政府的“交情”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