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多國抗霾史看全球大氣污染治理
2014-11-12 15:54:26??????點擊：
全球大氣污染治理并非“零和游戲”，發達國家應與發展中國家攜手，共同致力于制定既符合本國國情，又利于全球發展的大氣污染治理政策。
從多國抗霾史看全球大氣污染治理
2013年正值第一次“洛杉磯煙霧事件”發生70周年。在世界各地霧霾天氣頻發的情況下，大氣污染治理愈來愈成為世界各國環境保護的焦點所在。那么，應當如何有效治理霧霾？各國應在大氣污染治理國際合作中承擔怎樣的責任？人文學科在環境問題研究中應如何發揮積極作用？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多國學者。
史上重大霧霾事件頻發
倫敦曾倍受霧霾困擾。20世紀初，大部分倫敦人以煤為主要燃料，煤在燃燒過程中產生大量煙霧，加之受當地的溫帶海洋性氣候影響，倫敦因此被冠以“霧都”之稱。1952年12月5—10日，這些聚集已久的霧霾最終釀成史上著名的“倫敦煙霧事件”，造成多達1.2萬人因大氣污染而喪生，這使倫敦市民真正意識到大氣污染的嚴重后果，也促成了相關立法的出臺。
美國人對霧霾也不陌生。1943年7月26日，洛杉磯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受霧霾侵襲，洛杉磯居民面對周圍彌漫的濃霧及刺鼻的氣體措手不及。1955年9月，洛杉磯又發生了嚴重的光化學煙霧污染事件，兩天內因呼吸系統衰竭而死亡的65歲以上老人達400多人。
1961年，日本四日市發生了著名的“哮喘病事件”。工業冶煉和燃油產生的廢氣造成嚴重大氣污染，多種有毒氣體粉塵形成的硫酸煙霧導致大批市民哮喘病發作。
各國“出招”共抗霧霾
英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謝菲爾德大學歷史系教授邁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向本報記者表示，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案》的頒布，是倫敦抗擊霧霾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該法案將個人的大氣污染行為定位為“公共妨礙”。另外，當時倫敦政府對家庭用煤進行了嚴格限制，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推廣使用無煙燃料，并將發電廠和重工業設施遷至郊外。
作為土生土長的倫敦人，目前在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任教的英籍經濟學副教授大衛·布羅德斯托克（David Broadstock）說，如今，倫敦已成功摘掉了“霧都”的帽子，蛻變為“生態之城”。一方面，在城市結構上，倫敦市區基礎設施建設已較為完整，新建工程較少。另一方面，與世界其他大城市不同，雖然倫敦的產業門類也較為齊全，但卻以服務產業為主，很難找到特大型的制造業公司。以上兩個原因使得今天的倫敦避免因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大規模制造業而帶來嚴重污染，也正因此，倫敦的大氣質量具備了較強的“可塑性”。
對于美國在工業化高速發展時期的霧霾史，中國人民大學美籍教授查爾斯·沃頓（Charles Wharton）介紹說，美國最有力的環保措施，可追溯至20世紀60—70年代。當時，美國的大氣質量迎來了一個重大變革，不少有力度的大氣質量保護規章出臺，包括《清潔空氣法案》等，這是美國抗擊霧霾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另外，媒體關于大氣污染的大規模報道，非政府組織向立法者施壓等其他舉措也促成了美國政府環境立法的實施。1970年4月22日，約兩千萬美國民眾在美國各地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呼吁保護環境，后來這一天被美國政府定為“地球日”。
巴西圣保羅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圖羅·維杰瓦尼（Tullo Vigevani）在采訪中對記者表示，巴西也采取了一定措施治理大氣污染。如在聯邦、各州政府機關都設有具體機構負責霧霾治理；圣保羅市自1999年起出臺了相關環境法，規定每輛車每周必須限行一天。
全球大氣污染治理并非“零和游戲”
采訪中，布拉迪克對記者表示，當前，各國人民已普遍認識到，一國的大氣質量會影響其他國家。因此，大氣污染治理問題在區域與全球層面更為突出。盡管許多國家的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大成績，然而超越國界的環境治理，卻尤為困難。
超越國家層面進行大氣污染治理，無法脫離國家主權的屬性。在制訂全球減排計劃的過程中，由于世界各國經濟實力存在較大差異，全球性減排目標往往與各國經濟增長目標沖突。這加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鴻溝。
布拉迪克認為，全球大氣污染治理并非“零和游戲”，發達國家應與發展中國家攜手，共同致力于制定既符合本國國情，又利于全球發展的大氣污染治理政策。
沃頓表示，目前，全球協同減排的意愿還不夠強烈，尤其是在各國未能就新的減排目標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更有必要提升各國全球大氣污染治理的責任感。
探究環境問題不能忘記歷史
作為環境保護的重要課題，大氣污染治理亦需要人文學科的助力。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湯姆·威廉姆森（Tom Williamson）認為，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不僅要有科學依據，更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艾德蒙·羅素（Edmund Russell）對本報記者表示，科學家洞悉自然的變化規律，而歷史學家則清楚人類的過往經驗，因此跨學科、多角度的研究環境治理政策更可取，也更有效。
英國阿伯丁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保羅·杜克斯（Paul Dukes）對本報記者表示，在探究環境問題時，不能忘記歷史。史學界在解釋二戰以來環境問題及其發展變遷方面，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通過這些研究，歷史可以為人類治理大氣污染作出貢獻。
從多國抗霾史看全球大氣污染治理
2013年正值第一次“洛杉磯煙霧事件”發生70周年。在世界各地霧霾天氣頻發的情況下，大氣污染治理愈來愈成為世界各國環境保護的焦點所在。那么，應當如何有效治理霧霾？各國應在大氣污染治理國際合作中承擔怎樣的責任？人文學科在環境問題研究中應如何發揮積極作用？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多國學者。
史上重大霧霾事件頻發
倫敦曾倍受霧霾困擾。20世紀初，大部分倫敦人以煤為主要燃料，煤在燃燒過程中產生大量煙霧，加之受當地的溫帶海洋性氣候影響，倫敦因此被冠以“霧都”之稱。1952年12月5—10日，這些聚集已久的霧霾最終釀成史上著名的“倫敦煙霧事件”，造成多達1.2萬人因大氣污染而喪生，這使倫敦市民真正意識到大氣污染的嚴重后果，也促成了相關立法的出臺。
美國人對霧霾也不陌生。1943年7月26日，洛杉磯有史以來第一次遭受霧霾侵襲，洛杉磯居民面對周圍彌漫的濃霧及刺鼻的氣體措手不及。1955年9月，洛杉磯又發生了嚴重的光化學煙霧污染事件，兩天內因呼吸系統衰竭而死亡的65歲以上老人達400多人。
1961年，日本四日市發生了著名的“哮喘病事件”。工業冶煉和燃油產生的廢氣造成嚴重大氣污染，多種有毒氣體粉塵形成的硫酸煙霧導致大批市民哮喘病發作。
各國“出招”共抗霧霾
英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謝菲爾德大學歷史系教授邁克·布拉迪克（Michael Braddick）向本報記者表示，1956年世界上第一部空氣污染防治法案《清潔空氣法案》的頒布，是倫敦抗擊霧霾的一個重大轉折點。該法案將個人的大氣污染行為定位為“公共妨礙”。另外，當時倫敦政府對家庭用煤進行了嚴格限制，大規模改造城市居民的傳統爐灶，推廣使用無煙燃料，并將發電廠和重工業設施遷至郊外。
作為土生土長的倫敦人，目前在中國西南財經大學任教的英籍經濟學副教授大衛·布羅德斯托克（David Broadstock）說，如今，倫敦已成功摘掉了“霧都”的帽子，蛻變為“生態之城”。一方面，在城市結構上，倫敦市區基礎設施建設已較為完整，新建工程較少。另一方面，與世界其他大城市不同，雖然倫敦的產業門類也較為齊全，但卻以服務產業為主，很難找到特大型的制造業公司。以上兩個原因使得今天的倫敦避免因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和發展大規模制造業而帶來嚴重污染，也正因此，倫敦的大氣質量具備了較強的“可塑性”。
對于美國在工業化高速發展時期的霧霾史，中國人民大學美籍教授查爾斯·沃頓（Charles Wharton）介紹說，美國最有力的環保措施，可追溯至20世紀60—70年代。當時，美國的大氣質量迎來了一個重大變革，不少有力度的大氣質量保護規章出臺，包括《清潔空氣法案》等，這是美國抗擊霧霾歷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另外，媒體關于大氣污染的大規模報道，非政府組織向立法者施壓等其他舉措也促成了美國政府環境立法的實施。1970年4月22日，約兩千萬美國民眾在美國各地舉行聲勢浩大的游行，呼吁保護環境，后來這一天被美國政府定為“地球日”。
巴西圣保羅大學國際關系教授圖羅·維杰瓦尼（Tullo Vigevani）在采訪中對記者表示，巴西也采取了一定措施治理大氣污染。如在聯邦、各州政府機關都設有具體機構負責霧霾治理；圣保羅市自1999年起出臺了相關環境法，規定每輛車每周必須限行一天。
全球大氣污染治理并非“零和游戲”
采訪中，布拉迪克對記者表示，當前，各國人民已普遍認識到，一國的大氣質量會影響其他國家。因此，大氣污染治理問題在區域與全球層面更為突出。盡管許多國家的大氣污染治理取得了很大成績，然而超越國界的環境治理，卻尤為困難。
超越國家層面進行大氣污染治理，無法脫離國家主權的屬性。在制訂全球減排計劃的過程中，由于世界各國經濟實力存在較大差異，全球性減排目標往往與各國經濟增長目標沖突。這加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鴻溝。
布拉迪克認為，全球大氣污染治理并非“零和游戲”，發達國家應與發展中國家攜手，共同致力于制定既符合本國國情，又利于全球發展的大氣污染治理政策。
沃頓表示，目前，全球協同減排的意愿還不夠強烈，尤其是在各國未能就新的減排目標達成共識的情況下，更有必要提升各國全球大氣污染治理的責任感。
探究環境問題不能忘記歷史
作為環境保護的重要課題，大氣污染治理亦需要人文學科的助力。英國東安格利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湯姆·威廉姆森（Tom Williamson）認為，環境保護的相關政策不僅要有科學依據，更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美國堪薩斯大學歷史系教授艾德蒙·羅素（Edmund Russell）對本報記者表示，科學家洞悉自然的變化規律，而歷史學家則清楚人類的過往經驗，因此跨學科、多角度的研究環境治理政策更可取，也更有效。
英國阿伯丁大學歷史系榮休教授保羅·杜克斯（Paul Dukes）對本報記者表示，在探究環境問題時，不能忘記歷史。史學界在解釋二戰以來環境問題及其發展變遷方面，發揮著不可取代的作用。通過這些研究，歷史可以為人類治理大氣污染作出貢獻。
另外，依靠文字的力量，文學作品可從精神層面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在英國小說中，煙霧是常見的主題，象征潛在的危險或為神秘事件做鋪墊。英國的諸多小說中都蘊含著煙霧的引申含義。美國科學家蕾切爾·卡遜（Rachel Carson）所著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一書，是標志著人類首次關注環境問題的著作，引發了全世界對環境保護事業的重視。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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