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完善勞動法律體系，既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需要，也是適應依法治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更順應了廣大勞動者的期盼。”談及立法保障職工權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鳴起態度堅決。據悉，全國人大準備新制定27部法律，修改或廢除49部法律，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職工權益。

　　完善勞動法律體系是維護職工權益的基礎。在一批批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各級工會和專家學者們執著推進中，我國勞動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成。但當過勞動局長也做過工會主席的尤蘭田委員卻感到：“勞動者在勞動關系中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這注定了勞動立法之路不會一帆風順。”

　　在尤蘭田記憶中，“1994年7月5日”具有特殊意義：在當天舉行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新中國第一部全面調整勞動關系、確定勞動標準的“基本法”——《勞動法》獲得高票通過，填補了我國法制建設中的空白，從此開啟了勞動法制建設的進程。

　　從《安全生產法》到《職業病防治法》，從《社會保險法》到《工傷保險條例》，從《勞動合同法》到《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還有備受關注的“惡意欠薪”列罪入刑……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立法交出了令人滿意的“成績單”。

　　即便如此，張鳴起仍認為，還需盡快制定一批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平衡勞動關系的配套單行法。

　　以集體協商立法為例，《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等都對工資集體協商、簽訂專項集體合同等作出了明確規定，但張鳴起注意到，雖然法律里規定“企業應當就涉及職工利益的工資等制度與工會協商確定”，但具體怎么開展，如果不協商要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這些問題就語焉不詳了。這使勞動者和工會干部在協商中常常“腰桿硬不起來”。

　　“關于集體協商的規定分散在不同的法律當中，且規定過于原則，可操作性差，特別是對責任限定不夠明確，都造成法律條款‘力道不足’。”張鳴起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全國已有27個省區市出臺了集體合同或工資集體協商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但法規規章位階較低，其權威性打了折扣。

　　我國經濟取得了高速發展，基本回報率不斷提高，企業獲得越來越多的利潤。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大勞動者，特別是為數眾多的農民工的勞動報酬并未同步增長，權益時常受損，這種狀況與“共建共享”的理念并不相符，也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

　　“健全勞動法律體系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的基礎。”全國總工會書記處原書記李濱生委員認為，應當重點推動企業工資支付、工資集體協商、企業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規定，維護職工的勞動經濟權、參與管理和監督的民主權利。

　　不過，李濱生委員也注意到，在各方利益糾葛的環境下，要出臺向勞動者傾斜的法律規章并不容易。如2008年年初，《工資條例》起草已列入有關部門議事日程，經過幾度推遲，至今依然“出臺無望”。有關專家表示，其癥結主要在于“利益平衡不好把握”。

　　“任何一部法律的出臺都不可能單兵突進，亟須各方共同給力。”關注職工權益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為以往勞動法律建設的成就“點贊”的同時，也表示將攜手推動勞動法律體系不斷完善。“希望保障勞動者權益的立法步伐能邁得再大一些。”尤蘭田說。

　　（原標題：【今日關注】“勞動立法，步伐可邁得再大些”）

來源：工人日報北京3月11日電

記者鄭莉 鄒倜然